11月8日记者节，一个属于我们的节日。这一天，我们漾起笑脸，牵手同庆；这一天，我们细数荣光，畅想前程；这一天，我们追寻足迹，怀想他们，那些历史上的记者之星，那些热血铸成的爱恋，那些经久不息的光辉。

西行路上的美丽女人---海伦·斯诺

她是第一个访问韶山冲的美国记者。

她是第一个写毛泽东故乡的外国作家。

她是唯一一位收到过毛泽东亲笔信的外国妇女。

她一生写了《续西行漫记》、《我在中国的岁月》、《延安采访录》、《毛泽东的故乡》等40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她就是海伦 · 斯诺——一位传奇式的女记者。

1931年盛夏，一个提着高尔夫背包、拎着网球拍的漂亮姑娘来到了中国，打算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一年，然后周游世界，实现当一名大作家的梦想。不久后，她与同她志同道合的美国青年埃德加·斯诺相识相爱，结为伉俪后一齐投身于了 中国革命和中美人民的友好事业 。

两年后，海伦和斯诺来到北平安家，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占北平后才离去。这期间，他们一起积极报道和热情支持抗日救亡学生运动。运动爆发前，他们家的小客厅成了燕京、清华大学的爱国学生的聚会场所。运动爆发后，她到学生集会、游行的现场采访，写出《1935-1936年的中国学生运动》的长篇报道，还满怀激情地写下歌颂“一二·九”运动的长诗《青春和那古老的中国》，这些都发表在美国《亚洲》杂志上，向全世界传达中国的抗日救国呼声。一次 现场采访时，海伦发现游行的学生一天没有吃饭，她把一个小摊贩卖的炒花生全部买下来，分给学生们吃。海伦甚至跑到学生游行队伍里，带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法西斯”鼓舞学生们的斗志。每当看到国民党反动军警殴打、逮捕游行的爱国学生，她就勇敢地跑到跟前拍照，使军警害怕在报纸上曝光，不敢恣意妄为。她还同斯诺到医院慰问被打伤的学生，送上鲜花表示敬意。看到伤势严重的学生，她痛心地说：“中国人对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狠？”

1937 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年轻的海伦孤身西行到达延安，在近5个月的时间里， 用她心爱的沃特曼牌钢笔，记录下了窑洞内外的人和事，也记录下了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她采访了不下65位声名显赫的人物，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她与丈夫共同编撰而成的 《西行漫记》成为跨越时空的时代经典， 被公认为是了解中国革命和共产党领袖的最有价值的材料。几十年以后，由海伦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延安古城照片成了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

“天地有正气，岿然见精神。海伦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赋予了她杰出的一生。在她的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是人格，从未放松的是严谨的写作态度。她淡泊以明志，把宝贵的青春年华无私地献给中国革命，把筹措的资金全部用于创办 “ 工合 ” 和社会福利事业。“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写下去，不是为出版商， 而是为了年轻的一代。”“我写作不是为赚钱，而是为表达一个纯正美国人的思想感情。”“我的书都是珍贵的、有益的，但又是无利可图的。” 面对来访的中国朋友，她倾吐肺腑之言。海伦的晚年，仅靠领取保险金生活，每月收入只有300多美元。她写的书，在美国难以出版，加上又患心脏病，生活确实是很艰难的。然而，在这个生命力极强的老人身上，却没有悲怆和忧伤，只有坚定与自信。中国政府和人民曾打算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她资助，但都被她婉言谢绝。1972年访华，她是卖了一幅挂毯作为路费的。1978年访华也是卖了两幅画作路费的。她一再表白：“从不接受任何政府或集团一分钱，如果接受了，我就失去了读者”。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华曾筹集5000美元，作为1981年版《七十年代西行漫记》的稿酬送给海伦，她收下后又立转交给“海伦 · 斯诺文学托管会”作为出版基金使用。1991年，中华文学基金会将第一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颁发给了她。“生命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去生活。在斗争中死去，比躺在轻丝柔缎的床上病死、老死、要好一万倍。”如此般坚韧的人生哲学，支撑着她走完了生命的整个历程。

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在斗争中磨练意志，是海伦显著的个性特征。她的光辉业绩已永垂史册，我们当代的新闻工作者要学习她一生投身于正义事业所表现出的无畏精神和非凡胆略，沿着海伦之路，矢志不渝，百折不回。

用生命诠释摄影---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

“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战火不够近。”这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对摄影的理解。

罗伯特·卡帕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1913年10月在匈牙利出生。 自打17 岁起，卡帕就立志要作一名摄影家。在柏林大学求学后，先在柏林一家通讯社做暗房工作，后又到了巴黎当记者。 开头的生活是艰难的，到1934年冬天为止，他一直是巴黎拉丁区一家当铺的常客，为了活命这个简单的理由，他常常不得不把他最珍贵也是唯一的财产—一架莱卡相机当掉。最终 他的摄影作品得到了一家摄影杂志社的重视，从此开始了他战地记者的生涯。

卡帕不朽的传世之作《一个忠实战士的倒下》 1936年9月5日

从1936年开始，卡帕 辗转于世界的各个战场——西班牙内战、日本侵华、北亚战争、意大利战争、诺曼第登陆、解放法国、越南战争…就 仿佛有份使命，要他用相机去捕捉生与死的一线之隔。卡帕是憎恨战争的他终生将战争作为采访 题材 . ，不是为了追求刺激，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的残酷。枪林弹雨中，他把照相机作为自己的武器， 用血肉之躯换来徕卡相机里一格格珍贵的底片。那些照片被任何派别奉为经典，没有人会批评他表现得是否完善 精致，裁切得是否紧 凑，调子是否丰富 ，人们看到的是战争的恐怖和卡帕 渲泄而出的诚挚而强烈的真情。

“战地记者有自己的赌注，那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 … 我决心跟第一批战士一起冲上去。 ” 抱着不输即赢、孤注一掷的豪情与认命， 1954年，卡帕不顾亲友的劝阻，悄悄来到越南战场，他用照相机反映了《越南的悲剧》( 卡帕的最后一幅作品题名)，却不幸误踏地雷身亡。“ 摄影记者的生命就像赌马，可以押在这匹马上，也可以押在那匹马上，还有可以在最后一刻收回。”然而卡帕在最后一刻也没有收回，他在与以前的赌注相比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个赌注上输掉了，突发其来的意外结束了这位伟大的摄影记者短短41年的征途。

正如约翰 · 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的作者）所说：“ 在我看来，卡帕确凿无疑地证明：照相机不一定就是一件冰冷无情的器具，这要看谁来用它了，就跟钢笔一样。照相机可以延伸人的思想与情感。”卡帕证明了这一点，当他的身体化为尘土回归大地的时候，他的精神已经被铸刻在人类文明史的丰碑上。

不可复制的神话--奥里亚娜·法拉奇

奥丽亚娜 · 法拉奇，20世纪国际新闻界的风云人物，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 。与她令人艳羡的新闻成就同样耀眼的，是她鲜明、尖锐的个性。她迷恋文学，信仰极端个人主义，既反对一切专制和集权，又不拒斥成功带给她的向人们传达她信念的便利。她的新闻，是贴有“法拉奇”标签的“个性新闻”。

法拉奇的父亲热爱政治，耳濡目染使得童年时代的法拉奇就总呈现着一种和年龄不符的焦虑与早熟。文学偶像、冒险冲动、现世英雄、战争对抗和人文素养这些几乎都是出现在她童年时期里的关键词。一次用瘦弱的手指学习使用手榴弹的经历更是给她留下了终身的印记：“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基于努力，16岁的法拉奇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 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编辑室，作警事和医院报道员。 经过5年的磨炼，她初露头角的文学天赋得到意大利的全国性志《欧洲人》的关注，在历经几年周折后终于被该杂志延揽，于1953年派往美国好莱坞从事文艺报道。从1961年到1963年，法拉奇为《欧洲人》共撰写了近百篇国际知名人士的访谈录，包括67篇有关演员、制片人和电影节的文章，8篇上层社会和贵族人物、4篇时装设计师的人物专访，以及10多篇对其他名人的访谈记。这些文章使她在欧洲声名鹊起。

60年代中期，法拉奇己走进世界新闻舞台的中心，在各种重大采访活动中亮相。通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调查性报道、对美国空间工业的深入观察以及对科学家和登月宇航员的采访，她逐步奠定了自己的明星地位。随后她主动请缨去战火中的越南，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战地记者的冒险生涯，赢得了人们对她勇敢无畏精神的钦佩。70年代初陆续问世的一系列风云人物采访记，使得法拉奇的新闻事业达到了顶峰。至此，法拉奇进入了使她完全进入了对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的采访阶段。这是法拉奇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她的形象正是从这些采访中浮现出来，成为广大受众的偶像。

法兰奇将自己视为舞台中心的主角， 在她看来，记者也是一名演员，一名中心者，只有把自己放入报道中时，报道才是好的。 在她的采访记时，她提问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方式使得被采访者往往居于次要地位，重要的却是主角在采访过程中的种种表现 —— “把握谈话节奏、驳斥不同意见、揭示内幕新闻、变换各种语气，并作典型的法拉奇式的亮相”。这个闯进国际舞台中心的初生牛犊，从一开始就对外部世界采取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呈现了其文本的对抗性。 她常常是以历史视角，审视各类重大新闻事件，并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她曾使纵横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家基辛格限于尴尬 ; 令卡扎菲愤怒失言。

1982年，以色列的强权人物、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沙龙被法拉奇激进、大胆的提问风格刺激得极度兴奋。采访后他对法拉奇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您是一位勇敢、忠诚和能干的妇女。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带着这么多资料来采访我，没有一个人能像您这样只为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而亨利 - 基辛格甚至在接受她的采访时坦白承认自己的虚荣心：因为她已经采访了那么多元首，他渴望在她建造的“领袖万神殿”里占据一席之地。

1980 年8月21日，她采访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就当时国内外瞩目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提问。两次谈话共4个小时，面对邓小平她不改锋芒毕露的本色，提问以下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 ”“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 ? ”“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 ? ”结束之后，采访录很快分两次全文发表，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

作为记者 , 法拉奇表现出一种勇敢乃至冒险的职业精神。她曾于上世纪60、70和80年代穿梭于战火硝烟之间 , 采访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及南美战乱。她还采访过当年的越南军队统帅武元甲、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 · 塞拉西、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伊朗国王巴列维、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世界政坛风云人物 , 以及受到全世界敬重的我国领导人邓小平。这些采访录后来被法拉奇本人汇集出版 , 书名为《采访历史》。

作为作家，法拉奇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 , 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 , 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体味。她于1957 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好莱坞的七大遗憾》（《好莱坞的七宗罪》）。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汉》等多部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

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女强人 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 , 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 “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评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 称其文风“夸张”、 “浮华”, 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

2006年9 月，法拉奇带着人们对她不同的评价离开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 , 她在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 , 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斯诺，卡帕，法拉奇…无数名杰出记者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亘古闪耀在新闻界浩瀚的银河中。怀想他们，一份敬畏油然而生。就让我们传承那份炽热，用信念和精神延续星空永恒的壮丽与光辉。